中提琴很少被单独看见。
它不像小提琴般高亢，也不似大提琴低沉。在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党总支书记、中提琴教授盛利眼里，“低调不等于不重要。它像桥梁，把高音和低音连接起来，让整个声音丰满、立体。”
桥梁，不仅是在说中提琴，也在说盛利自己。
2026年5月，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领奖台走下后，盛利只是把奖章、绶带细心叠好收进了书柜。绝大多数时间，他依然待在琴房里。
他很少出现在聚光灯下。但二十多年来，他教出的学生几乎拿遍了国际最重要的中提琴比赛奖项，遍布国内外一线乐团和音乐学院。他自己多次成为国际中提琴比赛的评委，也是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驻校艺术家。这些年，盛利也致力于让当代中国弦乐作品走向世界，促成了很多次国内外的音乐交流。
盛利在和林怡秀一起准备一首中国作品。 张凌云摄
一个人选择了一门“不被看见”的乐器，又选择了一个“不被看见”的位置——站在学生和琴之间，站在舞台和讲台之间，站在中西方之间。
他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？
选择
盛利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沈西蒂老师时，她对自己的一句嘱咐。
“拉琴要有规格。”
他默默记下了这句话，尽管当时一头雾水。那是1995年，刚从黑龙江考来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人，眼前都是未知，“梧桐树都没见过”。他学了近十年小提琴。在丁芷诺老师的引荐下，他见到了沈西蒂，上海音乐学院第一位中提琴专业的教授。
沈西蒂看过他考试时候的表现，“拉琴挺扎实，挺沉稳”，“再加上是男孩，手大”，建议他改拉中提琴。
盛利当时对中提琴没有太多概念，但能被沈老师看中，已经是莫大的惊喜。他没多犹豫，就此走上了一条更少人走的道路。
来上海前，他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小提琴，是学校最勤奋的学生之一，每天雷打不动练琴六到八个小时。
换成拉中提琴，盛利又面临很多道坎。第一道是看谱，中提琴用的是中音谱号，光认谱就要花很长时间；第二道是乐器本身，中提琴比小提琴大出一截，发声共鸣和小提琴不同，需要不同的运弓才能让琴弦充分震动。
他从沈老师那里学到的严谨，具体到每一个动作：一个声音下去，不好听，他分析是哪里用力不对，再来，再听，再来。所有的都达到标准了，才能往下走。
“从声音的概念，到对作品的理解，到我想拉什么、为什么想拉它，这些都是一点点‘长’出来的。”盛利说，从进上音到真正悟到中提琴的门道，花了漫长的几年。
2002年，作为上音第一位中提琴研究生毕业的盛利，入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，担任中提琴专业教师。
他本可以走向舞台中央。但他选择了留下。“从留校第一天开始，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。”盛利说，“一个人冲在前面，很厉害，但那不是我的目标。我能带领一批人，甚至一代人，一起往前去。我更喜欢后者。”
托举
2013年，当盛利的学生沈子钰站上英国特蒂斯国际中提琴比赛的舞台，拿下第一名时，她回过头来理解了老师教给她的一切。
12岁那年，沈子钰开始跟着盛利学中提琴。她见到的第一面，觉得眼前这位老师温和亲切。后来，她看到了另一面——极其认真严格。她至今惊叹于老师耳朵之“尖”：每当她心存侥幸以为微小失误不会被发现，盛利都会一针见血指出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漏网之鱼。“反过来，如果我这周有些许进步，他也会告诉我哪里值得肯定。”
盛利很强调标准。“音准，节奏，强弱记号，不能因为自己感觉来了就随便改动。”在他这里，这是底线。
“规格”——当年沈西蒂送给他的那两个字，成为他后来教学的基石。
盛利和学生们靠着这股子韧劲，逐渐冲了出来。直到他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驻校艺术家去国外教学，盛利突然感受到了一种落差。
在这个顶级的音乐学府，盛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全校只有14个中提琴学生，一年只招一两个，都是全额奖学金，全世界最难考进来的天之骄子们，站在他的面前，争先恐后跟他讨论问题。“每个人都特别能说。”盛利说。
这段经历给了他很深的触动。他发现，学生会直接跟他讨论、争辩自己的艺术主张，并且是强烈地表达出来。“而我们国内的学生，太内敛了。光拉得好，不会表达，不会沟通。”有时候，他甚至在上课时发现，学生除了拉琴之外什么都不会，摆个凳子都需要旁边的家长来帮。
盛利清楚，当学生们逐渐走向更高处，光有精准远远不够。“标准之上，得有张力。站在几百人前面，没有一种我要把这段音乐说出来的冲动，那不行。”
他摸索出一个方法，后来他给它起名叫“集体演听评”。每个月一次，把教的所有学生聚到一起，同一个命题，所有人拉同一段曲子。每个人先用中文，再用英文讲一遍为什么这样理解和处理这个作品，然后拉琴。演奏完，先自我剖析，然后同门轮流评价，好与不好在哪里，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处理。
一场下来，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六七点。一屋子人，十几个学生挨个上台。林怡秀和沈子钰都感受过那种头皮发麻——不再是一对一的教学，所有同门的表演，对比一览无遗。“谁做到了什么程度，谁在哪个细节上处理得不一样，全都摆在台面上。”林怡秀有时候站在台上，手都会抖。
但正是在这种公开的、带有压力的场合，主动权慢慢握在了自己手上，“你不再是被告知怎么做，你需要先说服自己，才能说服别人。你要有自信地去表达你的判断。”沈子钰说。
盛利在给学生上“大课”。受访者提供
多年后，获得了东京国际中提琴大赛冠军的林怡秀翻出自己以前拉琴的录音，她觉得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自己：以前是完成度还不错，但后来曲子里才真正有了情感，有了自己要表达的东西。
盛利记得每个学生的特点：沈子钰大气灵动，一点就通；林怡秀很内敛沉稳，悟性很强；钱骏平天马行空，总会碰撞出火花……“但他们的共同点是，拿起琴来，都很真诚。”
在音乐上，比起天赋，盛利更看重韧劲。在沈子钰眼里，盛利并不是一个只看结果的人。有一回，她为了一场重要的演出，练了很久，结果预演时没发挥好。结束后，迎接她的不是批评，而是来自老师的鼓励，“他知道我努力的痕迹，你付出的过程，他都看在眼里。”
如今，在处理日常行政工作的同时，盛利的课表依旧排得密密麻麻。一行一行往下拉，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半，12节课，几乎每一个格子里都填着学生名字。
跨越30岁，每一个学段都有他的学生。“大中小一贯制，本硕博全覆盖，”他指了指屏幕，22个正在带的学生，这是常态。
办公室，也就是他的琴房，每年三百天以上他都在带学生。这样的节奏，盛利持续了几十年。他没有认真计算过，但这些年从他手上经过的学生没有上千，也有几百。
桥梁
2025年，盛利带着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老师和学生们去了一趟维也纳，跟维也纳爱乐的首席们合排作品，举办音乐会：上半场是维也纳的经典，下半场是中国的作品。
为了这次维也纳之行，盛利和同事们准备了半年之久。最难的不是排练，是选曲。他说，选中国弦乐作品存在两难：好听的曲子不少，但有些太简单，艺术性不够高；他需要兼顾民族性和艺术高度，同时还得考虑这些作品在维也纳演，观众能不能听懂。
最后，下半场里确定了《民歌八首》，是一位旅美华人作曲家根据中国各地民歌改编的弦乐组曲，《走西口》《茉莉花》《放马山歌》都在里面；另一半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原创的，世界首演的新作。
在演出前，和维也纳爱乐首席们排练的过程，让盛利触动。
跟他们合作的乐团成员，都是维也纳当地顶尖的演奏家，很多人同时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工作。这些乐手平常工作强度极大，一周要演四部歌剧，几乎不专门排练，直接上台就能演。但面对中国作品，他们开始有了疑问。
五线谱没办法讲完整话。盛利把这当成一次绝佳的交流机会，和爱乐首席们在一起排练，也是在教对方中国作品该怎么表达，“西方古典音乐讲究直接的、颗粒性的表达，但中国旋律讲究婉转、圆润。”
“他们不一定完全懂中国文化，”盛利说，“但他们在排练时，会知道这里不能直，要绕一下。”让彼此知道对方，盛利珍惜这种审美的碰撞和中国的表达，“而不是仅仅演一出作品就走”。
让中国的音乐走向世界，也是学生们逐渐站上国际舞台后，盛利对他们的叮嘱。这几年，沈子钰出国演出，她的曲目里都会有中国作品。
在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的独奏会上，沈子钰拉了一首《草原之歌》。中提琴模仿马头琴，弦上跑出万马奔腾的景象。台下大部分是外国人，最后一个音还没落定，掌声就已经涌上来。“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曲子来自中国哪个地域，但他们能感受到情绪，这个是伤感的，那个是欢快的，那个是万马奔腾的。”沈子钰说。“这就是音乐的意义。”
盛利想起好几年前，在一次国际比赛上当评委，赛后评委闭门讨论，每个人都得挨个发言：你的排序是什么？理由是什么？
盛利和其中一位评委的观点出现了分歧。对方认为，某个选手在演奏中有许多感性的灵感，很有才华，应该靠前晋级。
但盛利不这么看，那个人也不错，“但我不会把他排到前面去”。
他在讨论上说出了自己的理由：那位选手演奏中出现了好几处明显的瑕疵，音不准、节奏卡顿。虽然情感表达确实有亮点，但这些技术硬伤会破坏听众欣赏音乐的连贯性。盛利说，“中间卡一下，会阻碍我顺着他的音乐往前走，会破坏我欣赏的过程。”
会议室里，大家各自陈述立场，并不算激烈的争吵，更像一场关于审美标准的对话。
“这就是话语权。”盛利觉得，这也是中国中提琴逐渐被看见的一种表达，“不是单方面让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，而是要有足够的理由支撑自己的主张，同时在对话中吸纳对方的长处。这是一个不断建立又不断完善的过程。”
扎根
盛利想象过另外一个版本的自己，那个可能全世界巡演的独奏家盛利。
他有时也会站在台前。上海音乐学院每届“我为中提狂”的艺术节，盛利也和同事们、学生们一起，在台上拉中提琴，只为了能够推广这个乐器。盛利经常去全国各地辅导职业乐团的中低声部，把他多年积攒的知识、经验带到其他城市。在很多个音乐会上，他也和二胡等民族乐器的演奏家完成跨界演出。在他看来，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尝试。
但对那个“被看见”版本的自己，想象只是稍纵即逝。
他想起沈老师最早对自己教学上的认可，那还是读研时，一个令附中好几个老师头疼的女孩，被沈老师推荐到了他手上。
那年盛利二十四五岁，面对一个极其顽皮不服管的学生，能做的只有耐心。接手时是9月，女孩想要参加11月份的全国中提琴比赛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其他参赛选手从五六月份就开始准备，三轮曲目早就练得滚瓜烂熟，而这个女孩，第二轮第三轮的曲子连选都没选。
盛利没有多想，用最快的速度帮她敲定了曲目，然后排出一个魔鬼般的训练计划。每一段、每一个小节，甚至每一个音，但凡有一点不到位，他陪着女孩拉十遍，十遍没毛病，再往下走。两个月后，三轮比赛下来，这个曾被几位老师放弃的女孩，拿了第四名。
托举学生和专业走向更高更远种子的心，或许就在那时埋下了。
如今，盛利自己也成了带年轻教师的“老教师”。2023年，盛利主持的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训项目，面向全国选拔了30位一流的年轻演奏家和教师。65天的培训里，“集体演听评”是核心教学内容。培训结束后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、各大院团的骨干，回去都在自己学校和院团里都开始尝试这种方法。
“我看他们朋友圈在分享。”盛利说，“我觉得特别开心，它应该是一个可复制、可推广的东西，大家都能受益。”
2025年，盛利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西方弦乐艺术中国化及中国的弦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》获批。他想从教育、表演、创作理论、传播推广的角度，系统梳理西方弦乐中国化的路径，“让西方弦乐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，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”。
这些年，盛利还一直在做一些往下“扎根”的事。
他的书柜上放着一本《中提琴演奏与教学》，是他花了七八年写成的。在此之前，中提琴专业领域还没有一本系统完整的理论教材。盛利发现，最难的是把在琴房拉了几十年、已经熟稔于心的感觉变成文字。
“比如发音，明明应该写在右手这一章，但好的声音，有50%的可能性跟左手有关。你写右边的时候，左边的事绕不过去；写左边的时候，又得提右边。纵横交错，特别难梳理。”盛利说，“最后我干脆写了第三章，左右手配合。”
但他还是写了下去。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些年坚持的规格和张力背后，那些技术的细节、机理的构成，变成可以留下来的东西。
作为系党总支书记，盛利在上海财经大学，组建并指导室内乐团，坚持了18年；在向明中学，他帮助初中生建立起弦乐团，看着他们自己传承下去。
2023年，他带着师生赴河北正定县、平山县、西柏坡等地，举办音乐党课。他们给当地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举办公益音乐会，孩子们唱歌，他们拉琴，声音一出，“所有人都被震撼、感动，我没想到还能有这种效果。”盛利感慨。
他还带着学生们去社区演出，去社科院门口的空地上拉琴。不在音乐厅，是在路边，在路人来来往往的地方。
不管底下坐的是谁，哪怕是在路边，“都要敬畏这个舞台，全力以赴地认真对待。”盛利常对学生说。
这是他对“被看见”的一种更深的理解：不是在聚光灯下被看见，而是在每一个需要音乐的地方被听见，让中提琴润物细无声地走向更多人。
学生们写给盛利的祝福。 张凌云摄
如今，这些从“路边音乐会”走出的学生里，有人成了国际比赛冠军，有人成了乐团首席，也有当音乐老师的。每次有人获奖、有人找到工作、有人考上更高学府，消息传回来，他都很踏实。
前段时间盛利过50岁生日时，学生们写给他一整版小卡片的祝福，他放在了办公室的钢琴上。有学生写道，“只要琴房的灯亮着，我便从未走偏。”
在一个崇尚“被看见”的时代，这种“不被看见”，或许正是他毕生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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