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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订单和产线搬出中国，到越南、印度兜兜转转，最后又搬回来——路透社近日一篇报道记录了全球制造业的新动向。
美国一家大型客户去年将部分订单从中国转移至印度，结果生产遇到问题，又重新找回中国供应商。杭州一家户外家具出口商关闭了2024年在越南设立的车间，并于今年将生产线搬回中国。
美国手电筒企业ACG高管拉斯特曾亲自劝中国供应商去泰国建厂，这家工厂到现在仍只建了一半。今年7月，他公开承认：“我们有没有把订单转回中国？是的，我们有。”随后又跟了一句：“我们并不想回到中国，但我们得做生意。”
为欧美企业做工厂审核和验货的机构QIMA，记录了更完整的订单数据：今年二季度，北美客户在华验货份额明显回升，为过去6个季度最高，东南亚的份额则回落至2025年以前的水平。今年6月，欧盟客户在华验货需求同比回升10%，同期东南亚下降5%。
它们为什么回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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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永远是企业最大的动机。经济学人智库估算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有效关税税率原先远高于东南亚，随着政策的调整，这一差距已经缩小。
而关税只是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更主要的原因在于，企业到了东南亚，才真正看清楚中国制造业难以复制、难以替代的综合优势。
最基础的一部分，体现在电力、物流这些公共品的供应上。今年入夏，越南北宁、北江这些电子产业重镇仍在轮流限电，核心工业区电力缺口长期维持在三成左右，超过1.1万家企业收到限电通知。
停电就得停工，尤其对先进制造业产线而言，跳闸一次往往意味着整条产线上的原材料、半成品直接报废。好不容易省下的钱，全都还了回去。
而中国的电力供应稳定性可谓全球领先，主要城市年户均停电时间低于1小时，部分城市核心区域进入分钟级。企业在中国很少有断电等后顾之忧。
再看港口，越南胡志明港锚地等待泊位的船舶有时可达近百艘，集装箱滞留时间长达15天，清关延误普遍超过5天；另有报道指出，印度有港口28天只处理了40艘船的业务——这与中国港口的效率差距非常显著。
而从制造业本身看，中国长期发展形成的集群效应，带来了多方面的优势。
比如供应链的密度。以珠三角核心区为例，在产工厂密度约为每百平方公里680家。订单进来，配套供应链在50公里半径内可以全部搞定。而且，不同产业间许多中间品都是共通的，这能大幅降低物流仓储成本、提升供应链稳定性。对比之下，杭州那家户外家具企业在越南连螺丝、杯架模具等基础零件都必须从中国进口。
又比如分工的极致细化。浙江柯桥是全球最大的纺织面料集散地之一，当地单一的“坯布漂染”工序就分化出超过400家独立工厂，每家只做一个环节。这种深度分工直接转化为极致的效率且很难复制，毕竟，保证每个垂直细分工厂都有足够的订单能活下去所需要的市场规模，不是短期投资能形成的。
再比如劳动力的共享和知识的溢出。企业能更容易、更快捷地招募到技能熟练的工人，无需自行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基础培训。而在人员流动、供应链互动等过程中，知识将迅速传播，提升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。
一些企业家评价，“那里（东南亚）的整个体系，运转起来确实没有中国这么顺畅”，“中国的供应链优势非常大，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中国的生产体系”。
他们终于发现，“中国+1”战略很难真正实施，最后往往会变成“中国+1+中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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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认为，如今企业进行全球布局时，不再只考虑狭义的生产成本，还更多考虑采购、生产、销售的稳定性和效率。
但后者的底层逻辑，仍然是基于成本和利润。只是在系统性的视角下，中国制造业即便面临关税限制、劳动力成本上涨等，仍然保有强大的竞争力。
因而应看到，这种竞争力优势不是永恒的，特别是在地缘政治风险下，在经济成本、技术能力等因素共同作用下，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趋势并未逆转。
面对新趋势和新挑战，中国制造业一方面要继续做强供应链组织能力，放大规模效应和服务配套优势。另一方面，更要聚焦技术跃迁与产业升级，坚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方向，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，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从“谁的产品更便宜”更多转向“谁的产品别人做不出”券商股票配资，稳固自身在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。归根结底，始终是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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